在台灣持續討論社會住宅應如何興辦、租屋市場如何調控、公共資產又應如何使用之際，德國柏林的現代主義住宅經驗，提供了一個極具歷史深度的參照座標。本場講座邀請兩位講者Ben Buschfeld 與Robert K.Huber 分別從不同角度切入，一位聚焦於 1920 年代柏林現代主義住宅的誕生背景、空間特徵與世界遺產保存工作，另一位則進一步延伸至戰後現代主義建築遺產的再利用，討論材料、知識與價值如何在當代被重新組織。
整場演講從一個看似簡單、但其實極具穿透力的提問展開：為什麼一百年前的住宅，到今天仍然具有吸引力，甚至成為人們重新思考居住、城市與公共責任的重要對象？答案顯然不只在建築形式，而是在於這些住宅所對應的歷史條件、制度創新與社會想像。從 1920 年代的柏林社會住宅，到當代歐洲對現代主義遺產的再利用，本場講座讓人看見，住宅從來不是單純的商品或單一建築類型，而是一個與公共衛生、交通建設、社會組織、資金制度乃至文化價值都密切相關的整體性議題。
Ben Buschfeld：從馬蹄鐵聚落看柏林 1920 年代住宅改革
Ben 的演講以柏林著名的 Hufeisensiedlung，也就是俗稱的「馬蹄鐵聚落」為核心案例，帶領聽眾回到 1920 年代，理解現代主義住宅在柏林誕生的歷史背景。這處聚落建於1925至1930 年，是柏林六處現代主義住宅群[1]之一，如今已被列入 UNESCO 世界遺產。整體基地約37公頃，包含約 2,000 戶住宅，由兩種主要型態組成：一是帶有前後庭院的連棟透天住宅，二是沿街配置的公寓住宅。其最具代表性的空間特徵，便是中央馬蹄形的開放綠地與環繞其外的住宅配置。
Ben 指出，若要理解馬蹄鐵聚落，必須從 19 世紀中葉歐洲工業化的進程談起。工業化帶動城市人口快速成長，而柏林因位處河流交會、交通條件優越，成為重要工業城市，像 AEG、Siemens 等企業的發展，也吸引大量勞動人口湧入。然而，人口成長帶來的不是同步改善的居住條件，而是嚴重的住房短缺與惡劣的都市居住環境。當時柏林典型的封閉街廓，往往是五層樓高、內院狹窄陰暗，不但通風採光不足，也常出現多戶共擠一屋、衛生條件不佳的情形。對當時的改革者而言，住宅問題不只是住房數量不足，而是整體都市生活品質與公共健康的危機。
在這樣的背景下，柏林的住宅改革並不是從單一建築物出發，而是從一整套都市與社會構想展開。Ben 提到，這背後的重要思想來源之一，是 Ebenezer Howard[2] 的花園城市理念。花園城市並非只是把綠地搬進住宅區，而是主張在大城市外圍發展具備公共基礎設施、合作社性質與健康生活環境的新型聚落。另一方面，柏林本身也早已有 James Hobrecht[3] 所奠定的基礎設施規劃藍圖，包括供水、污水與交通網絡等，這些都成為後來大規模住宅發展的重要前提。1920 年「大柏林」的成立，更進一步改變了城市尺度，讓柏林不僅成為當時歐洲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也取得大量可供開發的新土地，為郊區型住宅社區的發展提供條件。
Ben 接著說明，馬蹄鐵聚落的誕生，並不是單靠建築師個人的創作，而是建立在住宅協會、工會資本、地方政府與專業網絡的共同作用之上。其中最重要的推手之一，是大型住宅協會 GEHAG[4]。這個組織獲得工會資本支持，代表數百萬會員的集體力量，並具備自己的營建能力，在短短數年間便大量興建住宅。Ben 特別提到兩位核心人物：一位是柏林市規劃總監 Martin Wagner[5]，負責策略、組織與商業模式的整體推動；另一位則是首席建築師 Bruno Taut[6]，他不僅負責建築設計，也將色彩與空間秩序引入大量重複的住宅生產之中。此外，景觀建築師Leberecht Migge[7]也參與其中，使住宅與園藝、日常生活和自給性想像結合起來。這些人物與德國工作聯盟的網絡彼此交會，也使馬蹄鐵聚落得以被放在更廣的歐洲現代主義脈絡之中理解。
Ben 對於聚落設計本身的說明相當細緻。他指出，1920 年代現代主義住宅並不是只追求形式上的新穎，而是強調如何用相對低廉的造價，提供更健康、更有尊嚴的居住條件。標準化與序列化是降低成本的重要手段，但設計者並不希望因此讓住宅變得單調無趣，因此 Bruno Taut 特別透過系統性的色彩安排來區分相似構件，例如門窗、牆面與不同立面的配置，都透過顏色建立辨識性。這使得大量重複的住宅單元，仍能呈現出鮮明的生活感與空間節奏。
Ben 也談到，這些住宅改善的不只是物理空間，更是日常生活方式。住宅配置強調光、空氣與太陽，講究南北向通風、曬衣空間與公共綠地的可及性；連棟住宅可面向私家庭園，公寓住宅則與公共開放空間連結。果樹、櫻花與其他植栽不只是裝飾，而是整個社區景觀與生活經驗的一部分。這些設計今日看來似乎理所當然，但在當時其實是對高密度、陰暗、衛生不良都市住宅的直接回應。
除了回顧歷史與設計，Ben 進一步說明這些住宅如何在當代被保存與重新理解。他提到，自 1980 年代中期起，馬蹄鐵聚落開始被正式列管、整飭，涉及色彩、灰泥、細部材料與建築修復等層面。Ben 自己長期參與相關保存工作，並以平面設計與資料建構的角色，主導建立線上的保存資料庫。這套系統自 2009 年上線，讓每一棟、甚至每一戶住宅都擁有自己的頁面，內含窗框木料斷面、色碼、尺寸、材料與構造詳圖等資訊，也可生成文件供公部門、工匠與住戶使用。這樣的做法，一方面補足地方保存行政量能有限的問題，另一方面也讓保存知識不再只掌握在少數專業者手中，而能進入日常維護與社區治理的層次。
Ben 也談到，保存工作真正困難的地方，並不只是技術，而是產權結構與社區治理的變化。GEHAG 後來經歷私有化與出售，部分住宅轉由大型不動產公司持有，另有部分連棟透天成為私人產權。這使得原本整體規劃的景觀與社區公共性逐漸受到侵蝕，例如前庭被停車占據、圍籬被任意更換，整體空間秩序受到破壞。面對這樣的狀況，Ben 與在地夥伴成立協會，透過導覽、社區咖啡、展覽與教育活動，重新提升居民對於聚落歷史價值與保存意識的理解。
他特別介紹了「Bruno Taut 小屋」的計畫。這是一戶約 65平方公尺的舊建物，經過細緻修復後，回復到接近原始狀態，包括清除後來加上的壁紙與合成飾面，透過色彩考古還原最初塗層，重建壁爐與空間語彙，讓人得以實際體驗一百年前現代住宅的生活方式。這棟小屋如今以度假出租方式維持營運，收入回用於保存維護，也因此獲得歐盟文化遺產獎。Ben 強調，保存不只是把建築凍結起來，而是要讓人重新與這種住宅發生關係，理解其空間、色彩與生活邏輯。
演講的最後，Ben 也將馬蹄鐵聚落的經驗放入更大的歐洲網絡脈絡中。他提到自 2019 年起，柏林、魏瑪與德紹三城共同舉辦「現代主義三年展」，透過講座、導覽、會議、出版與展覽等方式，讓現代主義住宅遺產不再只是地方性的保存議題，而成為跨國對話的平台。這個網絡也逐漸延伸至 1950、60、70 甚至 80 年代的現代主義建築與住宅，讓早期現代主義的經驗與當代城市議題持續發生連結。
Robert K. Huber：從建築遺產走向當代再利用（Modern Reuse）
如果說 Ben 的演講較多聚焦於 1920 年代柏林住宅改革的歷史與保存，那麼 Robert 的演講則是從更後來的時代切入，討論戰後現代主義建築如何在當代被重新利用。Robert 的核心命題是「Modern Reuse」，也就是現代主義遺產的當代再利用。他關心的不只是某一棟建築是否應該保存，而是整個 20 世紀中葉以來大規模興建的現代主義建築與住宅，在今天如何面對拆除、更新、資源循環與文化價值再生的問題。
Robert 提醒大家，戰後至1980 年代中期，歐洲大量興建現代主義建築與住宅區，但與此同時，城市更新與拆除也幾乎平行展開。現代主義本身曾經帶有強烈的更新想像，甚至包含拆除舊秩序、建立新形式的衝動；然而在後來的實務中，這種更新邏輯往往走向線性的材料生命週期，也就是從建造到使用，再到廢棄與拆除。Robert 認為，真正的問題正在於，我們長期以來太習慣將建築材料視為一次性消耗，而沒有把它們理解為可以持續轉譯與再組裝的文化資源。
他的方法論來源之一，來自藝術中的「現成物」（ready-made）概念，也就是物件被從原本脈絡中抽離，放入新的脈絡裡，從而產生新的意義。Robert 將這個概念帶入建築領域，主張建築材料的再利用，不應只被看成節約成本或資源回收，而是一種同時保存舊有訊息、又讓其在新環境中獲得新價值的文化實踐。換句話說，拆解與重組不只是技術操作，也是一種知識與語意的再詮釋。
在具體案例上，Robert 先介紹了他較早參與的慕尼黑奧林匹克選手村學生宿舍再利用計畫。這個住宅群原本屬於奧運期間的選手宿舍，後來成為學生村，其中部分單元在重建過程中被精細拆解。Robert 團隊從拆遷現場取出構件，重新組成三座小型混凝土單元，設置在慕尼黑市中心高端商店街前方，作為一種「混凝土展演」（Concrete Performance）的行動建築。這不只是把舊材料搬到新地方，而是刻意把它放進一個象徵資本、消費與都市更新的場景中，讓市民直觀感受到住房、地價、更新與排除之間的張力。Robert 藉此強調，再利用若要成立，不能只有材料本身，還必須伴隨知識的整理與敘事的建立。
他因此特別談到元件知識庫的重要性。在 Robert 看來，循環建築最核心的基礎之一就是知識傳遞：材料從哪裡來、如何拆解、如何再組、有哪些尺寸與構造邏輯、原本屬於什麼樣的空間體系，這些都不能在拆除時一併消失。他甚至借用希臘悲劇的敘事結構來描述建築的線性生命史：從興起、高潮、衰落、遲滯到災變。如果建築永遠只走這條路，那麼拆除就是終點；但如果我們願意把「遲滯」理解為再利用的開端，那麼建築與材料就有可能進入循環敘事，而不是悲劇性終結。
接著，Robert 介紹另一個更具實驗性的案例，也就是將東德板式公寓系統與其他拆解構件重新組裝的『板式構件統合』（Panelunifikation）計畫。這個計畫取用來自靠近波蘭邊境的法蘭克福（奧得河畔）PH12[8]型住宅構件 構件，並結合慕尼黑學生村的元件，在柏林工業大學的機械測試大廳內與學徒共同建造一座實驗屋。這個空間後來成為劇場與展演載體，之後又移至滕珀爾霍夫舊機場繼續使用。Robert 藉此說明，再利用不只是「舊建材蓋新房子」，而是讓拆除現場所遺留下來的材料，轉化為新的公共文化空間與集體學習平台。
Robert 演講中最重要的案例之一，是他與團隊經營的 Bauhaus Reuse（BHRx）。這個計畫使用的材料，來自德紹 Bauhaus 建築在1976 年東德重建版的北向立面，後來於2011年能效改造時被拆除。當時館長 Philip Oswalt 決定將這批構件捐贈給 Robert 團隊，促成後續再利用實驗。Robert 團隊發現，這批立面模組剛好與國際貨櫃短邊尺度相近，因此以貨櫃作為承重與組裝基礎，發展出一套可拆解、可運輸、可再組的建築系統。這個平台先是在滕珀爾霍夫試驗，之後曾設置於柏林 Bauhaus-Archiv 前方，最終落腳於 Ernst-Reuter-Platz，成為一個真正運作中的都市實驗室。
Robert 對 BHRx 的描述，不只是技術性的，也帶有非常鮮明的都市政治視角。他指出，Ernst-Reuter-Platz 所在位置本身就是冷戰都市景觀的一部分，西柏林在此透過企業總部與現代主義都市設計，與東柏林的社會主義城市空間形成鏡像對應。因此，當這樣一個以再利用構件組裝而成的場館出現在此，不只是再利用材料，更是在重寫城市記憶與建築遺產的公共角色。BHRx 現在作為展覽、講座、研討與工作坊場地，也可打開立面成為戶外舞台，甚至以大型看板向城市傳遞議題訊息。這使得再利用不再只是建築技術，而成為介入城市文化與公共討論的載體。
在演講後段，Robert 也提出一套更明確的「Modern Reuse」原則。他認為，如果要讓現代建築真正進入循環利用，設計本身就必須具備可變性、可拆性與可逆性，也就是說，構件應盡量模數化、避免過度黏結與多材複合，連接方式也要能夠重新緊固與拆解。除此之外，他認為建築設計不能只看形式、功能與材料，還必須把權力與治理、勞動與時間、以及預算等條件一起納入。唯有如此，循環建築才不是理想化口號，而能落實為真正可持續的實踐。
Robert 最後強調，現代再利用不只是技術問題，更需要敘事上的轉向。若社會仍然只用「誕生—使用—拆除」的線性方式理解建築，那麼再利用很難成為主流；相反地，我們需要建立一種「拆—知—存—組—用—再知」的文化與制度循環，使材料、知識與公共價值得以持續流動。這也意味著，從法規、教育、BIM 資訊系統到公共文化，都必須同步調整。Robert 提到，他目前參與的歐洲現代主義三年展、新歐洲包浩斯實驗室計畫與跨國研討網絡，正是在這樣的脈絡下推動，希望讓現代主義遺產不再只是懷舊對象，而成為當代都市轉型的重要資源。
Q&A：從世界遺產價值到當代住宅政策的延伸思考
問答環節中，現場提問延續了兩位講者的演講脈絡，也讓一些具體問題獲得更明確的補充。針對馬蹄鐵聚落的現況，有提問關心其住宅型態與產權結構。Ben 回應說明，沿街公寓約有一千兩百到一千三百戶，至今仍多由大型不動產公司持有並出租，另有約七百戶連棟透天屬於私人產權。這樣的分化，也正是社區整體保存面臨挑戰的重要原因。GEHAG 在私有化後轉賣給投資者，社區的公共性與景觀一致性逐步受到侵蝕，因此才更需要透過社區協會、導覽、教育與線上資料庫等方式，補足行政與制度的不足。Ben 也補充，這個聚落最初設定的居住者，以中等收入與自雇者為主，相較於 GEHAG 其他更偏向工人住宅的計畫，這裡的定位略高一些。
也有提問聚焦於 1920 年代現代主義住宅對戰後德國住宅政策與設計的影響。Ben 認為，1924 到 1932 年確實是德國現代主義住宅的高峰期，背後有相應的稅制與融資工具支撐，但 1933 年納粹上台之後，這條進步性的住宅發展路徑被迫中斷。戰後 1950 年代德國重新面對大量住房需求時，現代主義的工業化、序列化、公共衛生與綠地系統等理念，又再度被拿回來使用，只是技術條件與社會結構已經不同。因此，若要理解戰後到 1970、80 年代的大規模住宅建設，其實無法切斷與 1920 年代現代主義住宅實驗之間的連續性。
Robert 這邊則有提問關注戰後大型住宅區在當代應如何被看待，以及東西德與中東歐不同脈絡下的大量住宅，如何與他所說的「反省性」產生關聯。Robert 認為，這類大型住宅區不能只被視為某個時代的政治遺物，它們其實已經成為城市結構的基本單元，也是許多居民真實生活的家。尤其對新移民而言，這些地方往往具有「arrival city」的功能，扮演融入城市社會的重要入口。當然，它們也經常承載社會不均、設施不足與治理失衡等問題，因此更需要長期投資公共設施與社會服務，而不是簡單粗暴地拆除。
Robert 也進一步指出，許多大型住宅區其實具有接近「五到十五分鐘城市」的潛力，學校與日常設施相對齊備，若能搭配良好的公共運輸，就有機會降低汽車依賴，避免形成孤立的衛星社區。但過去一些城市更新政策過於粗暴，拆除後留下大量空地與都市斷裂，反而使問題更加複雜。因此現在更需要的是以「再密度化」與精準介入修補既有社區，而不是一味清空重建。至於節能改造，他認為工業化與標準化反而提供了優勢，因為相同類型的建築得以發展出較有系統的改造方法，但前提是介入方式必須溫和且高品質，避免重蹈過去粗糙翻修的覆轍。
最後，也有提問回到世界遺產本身的價值，以及這些 1920 年代住宅今天能給我們什麼啟發。Ben 認為，這些住宅之所以具有突出的普世價值，並不是因為它們只是好看的建築，而是因為它們在住房短缺的時代，透過社會、政治與金融創新，真正創造出可負擔、健康、帶有公共綠地與基礎設施的居住環境。它們將建築、景觀與都市設計整合起來，也透過序列化與標準化控制成本。放到今天來看，在氣候危機與資源限制日益明顯的情況下，「保存」不再只是保守，而可能是一種更具前瞻性的做法。Ben 也提醒，若今天還想降低建造成本、改善居住品質，除了回頭借鏡百年前在融資、組織與社區基礎設施上的整合經驗，也必須正視當代監管體系本身可能已成為新的成本來源。
整體而言，本場講座雖然分由兩位講者從不同尺度切入，但彼此之間其實形成了非常清楚的對話關係。Ben 讓我們看見，現代主義住宅並不是抽象的建築史名詞，而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為解決都市住房危機所提出的制度性答案；Robert 則進一步提醒，當這些建築與住宅走到今天，問題已不只是要不要保存，而是如何透過材料、知識與制度的重新組織，讓它們在當代城市中持續發揮作用。從 1920 年代的柏林，到今日歐洲面對的住房、資源與再利用課題，這些經驗都再次說明：住宅從來不只是商品，而是社會如何組織自身生活條件的一種公共實踐。
[1] 這六處住宅群（Berliner Siedlungen der Moderne）於 2008 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展現了魏瑪共和時期「居住作為權利」的理想，分別為：花園城市法爾肯貝格（Gartenstadt Falkenberg）、席勒公園住宅區（Siedlung Schillerpark）、馬蹄鐵聚落（Großsiedlung Britz / Hufeisensiedlung）、卡爾·萊吉恩居住區（Wohnstadt Carl Legien）、白色城市（Weiße Stadt）、西門子城大型住宅區（Großsiedlung Siemensstadt）。
[2] 埃比尼澤·霍華德（Ebenezer Howard，1850–1928），英國都市計畫理論家，於 1898 年出版《明日：一條通往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提出影響深遠的「田園城市」（Garden City）構想。他以「三磁鐵」理論主張結合城市就業機會與鄉村自然環境，規劃以永久農業綠帶環繞、土地由社區信託持有的獨立新城，並透過土地增值歸公解決居住問題。其思想直接影響了現代都市計畫中的衛星城市與綠帶政策，也是柏林 1920 年代住宅改革的重要思想來源之一。
[3] 詹姆斯·霍布雷希特（James Hobrecht, 1825–1902）是19 世紀德國著名的都市計畫師與工程師，他對現代柏林的城市形態有著決定性的影響。雖然他與埃比尼澤·霍華德處於相近的時代，但霍布雷希特的實踐更偏向於大規模的基礎設施擴張與衛生工程。
[4] GEHAG是德語 Gemeinnützige Heimstätten-, Spar- und Bau-Aktiengesellschaft 的縮寫，中文意思是「公益住宅、儲蓄與建築股份有限公司」。於1924年由自由工會聯合會（ADGB）發起成立，最初是由工會資金與政府補貼支持、具備非營利性質的社會企業，旨在為勞工階級提供高品質的社會住宅。納粹時期雖遭強制併編，但二戰後轉型為由柏林市政府控股的公私合營企業，長期肩負公共服務與城市重建的重任；然而，隨著 1990 年代末的新自由主義浪潮，柏林市政府為緩解財政赤字於 1998 年將其私有化，使其從公益法人轉變為追求盈利的市場主體，最終併入房地產巨頭 Deutsche Wohnen 旗下。這段歷程標誌著該組織從「居住權取向的社會企業」徹底異化為「資本市場導向的住宅公司」。
[5] 馬丁·瓦格納（Martin Wagner）是魏瑪時期柏林都市計畫的靈魂人物，他於1924年聯合工會發起成立了 GEHAG 並擔任首任總經理，隨後在擔任柏林都市計畫建築官（Stadtbaurat）期間，主導了柏林多處現代主義社會住宅群的建設。他不僅是制度的開創者，更透過引進標準化施工與財務補貼機制，將 GEHAG 從理想轉化為強大的實踐機器。
[6] 布魯諾·陶特（Bruno Taut，1880–1938），德國建築師與都市計畫師，現代主義住宅運動的核心人物之一。1924 年起擔任柏林住宅協會 GEHAG 首席建築師，主導馬蹄鐵聚落等多處大型住宅社區的規劃建造，其設計的四處住宅區均已列入 2008 年 UNESCO 世界遺產名單。陶特最具代表性的設計語言，是將色彩作為系統性工具，以鮮明配色區分重複構件、建立立面節奏，同時強調平屋頂、南向採光與公共綠地，對 19 世紀高密度都市住宅形成直接回應。
[7] 萊貝雷希特·米格（Leberecht Migge，1881–1935），德國景觀建築師與區域規劃師，魏瑪共和時期住宅聚落運動中最重要的景觀設計者之一。他主張將具生產性的庭園與住宅空間整合，強調都市農耕、公共綠地與社區自給性，將景觀設計視為社會改革的工具而非單純的美化手段。1920年代期間，他與布魯諾·陶特、馬丁·瓦格納密切合作，負責馬蹄鐵聚落、西門子城住宅區及法蘭克福羅默城（Römerstadt）等多處大型住宅社區的戶外空間規劃。
[8] PH12（全稱為 Punkt-Hochhaus 12）是東德時期極具代表性的標準化預鑄住宅系統（Plattenbau），標準樓高為 12 層，其核心特點在於完全透過工廠預製的重型混凝土構件在現場快速組裝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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