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談筆記】《泡沫家庭》映後與談：韓國與台灣的高房價困境

《泡沫家庭》映後與談者

黃麗玲（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所副教授、OURs專業都市改革組織監事）
鄭中睿（青年勞動九五聯盟理事）
蔡佳明（學聯不動產資訊顧問總經理、OURs專業都市改革組織理事）

筆記整理：楊恭豪、趙政諺（OURs都市改革組織實習生）

Q1：《泡沫家庭》中可以看到韓國面臨亞洲金融風暴危機後，房市來到泡沫的臨界點，導演的父母在一夕之間一無所有。是否針對「房市泡沫化」這個現象有更多的說明？

黃麗玲：像日本也發生過泡沫化，跟現在房地產的狀況都有個類似的情況，就是主要城市裡的「高級化/仕紳化（Gentrification）」，亞洲國家都是以主要的大城市發展為主，相比歐洲（例如荷蘭、德國）是有不同的發展系統，可能跟法令、工業化、工人運動等的發展脈絡都是有關係的。亞洲地區習慣用房地產共同尋租的模式，泡沫化也是一個很大的詞，每個地區的個案樣態都不太一樣，區位不同、需求不同也很難全部概化，比如台北市、新北市蛋黃區的需求依然還是在，縱使我們現在面臨到人口老化、需求減少的狀況。

蔡佳明：如果回頭看日本80年代泡沫化狀況跟現在的狀況，商用、住宅不動產價格是1/2、1/3。從亞洲城市來看，發展型國家、國家經濟投入，現在最關心都市人口帶來的效果。亞洲會有首要都市，與周邊人口加起來佔了總人口1/2以上。歐洲城市比較多城體制，從工業化年代花了很長時間都市化，還有法令上的稅制、公共住宅的提供。看個案的狀況，這我很難回答。

台灣人口快速老化，依照人口增長率很難再正成長，會有大量房子慢慢空掉。依照區位、需求不同，落差會很大。

Q2：日本、韓國為什麼會有泡沫化？又韓國政府對於泡沫化的有什麼行動？

黃麗玲：日本的泡沫化是遇到房市過熱及升值等壓力、韓國則是面臨到金融風暴等等的問題。舉例來說，韓國社會住宅的起步沒有比我們早太多，但他們的比例是不斷在往前行的，已經以20、30萬水準前進，台灣還在8年5萬戶，政策施作的成果就有很不一樣的成果（以結果論來說）。小商店受到房租高漲的影響是很深的，目前韓國已經逐漸把一些「租金管制」的制度引進國家政策的脈絡裡，並且法制化，例如今年四月我們去參訪的首爾市城東區廳。若僅以市場的角度來控制租金是比較缺乏的，應該還是要有一些國家政策的介入。

Q3：韓國為何推動住宅可以推得比我們好？是否有什麼力量去推動？

黃麗玲：基於社會安全的理由，在提供住宅相關的政策時，政府應該都要給予「安置」的手段，臺灣是針對比較中產階級的，而韓國則是針對弱勢。LH跟SH是政府法人的性質，基於新自由主義下的，大家是比較期待小政府的，因此才有這樣的一個團體產生。

漢城奧運大開發造成的迫遷，促成往後的住宅運動，公共住宅租賃政策也是從這裡發生的。

首爾在80年代有貧窮窟組織住宅運動，台灣是在80年代有中產階級的無殼蝸牛運動。 80年代70-100萬戶的違建拆除，原來沒有給安置費，住到其他地方房租付不起，因此出現激烈的住宅抗爭，89年之後開始出現公共租賃住宅政策。反觀台灣，我們早期有省建住宅，不過只有1/3的人受到安置，當時受到美國等大國的強烈建議，是一種維穩的手段。 89年台灣只有出現購屋補貼，但韓國有社會階級底下的弱勢輔助狀況。首爾住宅公社89年成立，原來這個單位是負責拆違建的單位，但在89年之後，決議成立社會住宅公社，轉型的契機始於奧運拆除違建任務之後。

台灣狀況在90年代上國宅處大幅解編，各縣市國宅單位轉介成其他單位。之後開始社會住宅政策，政府單位人才出現斷層，縱使現在有國家住都中心、都更中心，但沒有像韓國一脈相承，所以差距很大。

韓國政府是以開建設公司建社會住宅的思維經營出租社會住宅。台灣則是透過行政法人、財團法人的方式去處理，但台北、新北市議會會覺得「與民爭利」，因此目前還有一小段路要走。發展型國家很需要國家的介入，但與新自由主義「小政府、大人民」的狀態差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