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入城市#62】國土規劃的當代困局:從荷蘭氮危機到歐盟的空間博弈

講者:于欣可(歐盟Driving Urban Transition(DUT)計畫研究員,現任荷蘭台夫特理工大學(TU Delft)建築學院博士後研究員)
主持:彭揚凱(OURs都市改革組織秘書長)
日期:2026年8月14日

  1. 開場
  2. 講座內容
    1. 三大國土危機與氮危機:當環境法規成為經濟成長的上限
    2. 農民的反撲:BBB崛起,與「代表農民的政黨掌管蓋房子的部門」
    3. 從Nota到NOVI再到新Nota:荷蘭規劃體系的擺盪
    4. 規劃部門的解散與重建
    5. 從「綠心」到「藍綠心」、從「人定勝天」到「還地於河」
    6. 政治的下一回合:「多加一條街」的誘惑,與D66的空間重組路線
    7. 歐盟雙重轉型:綠色與數位的空間對撞
    8. 能源轉型的空間爭奪戰:莫爾代克遷村與電網重構
    9. 臺灣沒有落後:雙重轉型最前線的提問
  3. Q&A環節
  4. 結語

壹、開場

OURs秘書長彭揚凱:

歡迎來到步入城市第62場講座。幾個月前,我就跟于欣可博士約好了這場講座。

欣可是我城鄉所的學弟,後來到荷蘭台夫特大學取得博士學位,現在參與歐盟城市永續轉型的研究計畫,對荷蘭與歐盟的空間規劃體制有第一手的觀察。

原本的構想,是請他分享在淨零碳排趨勢下,歐盟的空間治理有哪些因應作法。但欣可給了一個更有趣、也更深刻的框架——不是單純介紹「歐洲怎麼做」,而是回到更真實的政治社會脈絡:歐洲在環境永續、產業發展與空間規劃之間,同樣充滿衝突與張力,同樣在摸索,沒有標準答案。

這個視角恰好可以對照台灣。《國土計畫法》通過至今已經十年,接下來還要再展延六年才正式上路。原因當然很複雜,但若用一個簡單的比喻:有人認為目前的《國土計畫法》管得太多,也有人憂慮它管得不夠,兩者之間不斷拉鋸,這就是臺灣當前的處境。今天欣可不是要給我們一個可以直接套用的模板,而是透過荷蘭與歐盟的經驗,提供一面讓我們對照自身處境的鏡子。

接下來,就請于欣可博士進行分享。

貳、講座內容

于欣可博士

大家好,很高興有機會跟大家交流。先自我介紹,我在台夫特取得博士學位之後,進入了歐盟的DUT(Driving Urban Transitions)計畫,到現在將近三年。我的博士論文處理的是規劃領域裡人人在談、卻少有人系統性評估的「參與」——許多人談參與式規劃或參與式設計,卻很少去問參與的效果究竟好不好、它在規劃過程中到底扮演什麼角色。我因此發展出一套評估參與效果的方法,並以台北都市更新的參與過程作為分析案例。

DUT是歐盟一個特別的大型旗艦計畫,年度預算約80億,聚焦三件大事:能源轉型、循環經濟,以及「15分鐘城市」。它的特別之處在於做法:不是純粹的學術探討,而是由大學、社區NGO、政策制定者與政府單位一起合作,把研究計畫執行完畢。它介於研究與實作之間,透過互動把案子做完、累積經驗、加以總結,再進入下一階段。我一直覺得,這與台灣的研究案很不一樣,也很值得國科會或政府研究案參考——民間的力量很強,這樣的合作能讓研究的想法真正落地。

我今天的分享將以荷蘭為對象,有幾個原因。第一,荷蘭的人口密度在歐洲相對偏高,國土小、用地緊張。第二,荷蘭與水和綠地有將近一千年的深厚歷史:我所在的台夫特一帶低於海平面約一層樓,荷蘭西半部大部分地區都在海平面以下。荷蘭人不是填海造陸,而是把水排出去、讓土地變成可居住的乾地,整個國家是一個低窪三角洲。第三,荷蘭農業技術強、高科技工業也強,與台灣非常相似;而且「三農」–農業、農地、農民–具有高度政治性,這一點台灣人應該再熟悉不過。此外,荷蘭的規劃體系有許多寫得清楚、簡單的文件,相較於法國或德國容易理解得多。

一、三大國土危機與氮危機:當環境法規成為經濟成長的上限

進入主題前,先放幾張當下歐洲的照片:我們熟知的「藍色多瑙河」如今是棕色的;德國科隆段的萊茵河河床裸露、河道緊縮;歐盟最新的衛星圖顯示,默茲河、波河、萊茵河、多瑙河四條主要河流的水位同時處於歷史低點。整個歐洲的草地都已枯黃,不再是印象中的綠色田野。這是極端天氣事件:去年沒有人告訴我們今年會面臨如此嚴重的乾旱,而誰知道明年會不會反而是水患?氣候條件之下,沒有人能預測未來會發生什麼事情。

回到荷蘭,它當前面臨三個「國土危機」。第一是氣候危機,包含海平面上升、極端降雨與乾旱。第二是住房危機:荷蘭至少短缺100萬戶住宅,但現在「沒地方蓋」;如今不論是回荷蘭工作或求學,第一個面對的問題不是找不到工作,而是找不到地方住。第三是氮危機,源於歐盟對溫室氣體與氮排放的限制。這三個危機環環相扣,我從氮危機談起。

要理解氮危機,必須先理解荷蘭的農業。很多人不會把荷蘭與農業大國聯想在一起,但荷蘭名列全球前十大食品出口國的第3名,僅次於美國與巴西,而它的國土面積4萬多平方公里,只比臺灣的3萬6千多平方公里大一點點。最大宗的出口是乳製品,其次是花卉與肉類;我們在臺灣吃到的豬肉,有不少其實來自荷蘭。從飛機上往下看,會看到一大片一大片巨大的溫室,溫室聚集區的範圍甚至比城市還大;最典型的是西部的Westland,整個市鎮幾乎被溫室覆蓋,被稱為『玻璃城市』(Glass City)。走近看,這是高度自動化的農業生產模式:高效率、低勞力、高技術、高資本密集、高附加價值。也因此,農業企業在荷蘭的經濟出口中扮演非常大的角色,同時也是非常強大的利益團體。

衝突的引信來自歐盟。2000年前後,歐盟推動了一個全歐洲的行動「Natura 2000」1,把重要的動植物棲息地劃設為自然保護區,並在保護區外再設緩衝區;在保護區及緩衝區範圍內,要減少開發、甚至禁止開發,這是一個橫跨全歐洲的保護網絡。問題在於,荷蘭的國土空間有限,把Natura 2000的圖再疊上3公里的緩衝區之後就會發現:許多農場與大型農企業就落在裡面,很難再擴大規模生產;不只農業,連蓋房子也不行。

荷蘭政府過去有一套解套方式,叫做「氮排放計畫」(PAS):它預測未來的科技可以減少氮排放,所以現在可以先排、先發開發許可,反正未來的新科技會把排放降回來,不需要花太多力氣理會歐盟的限制。但2019年,荷蘭的行政法院援引歐盟環境法規,裁定這個氮排放計畫違法2。這意味著,歐盟的環境法規不再只是參考指標,而是變成了經濟成長的運作上限;政府允許經濟部門「預支」未來減排成果來換取現在排放許可的做法,在法律上站不住腳。

這個裁定造成了立即而巨大的衝擊:荷蘭經濟實質陷入封鎖狀態,約1萬8千件建設項目的許可證被立即暫停或撤銷,其中包含住房、道路基礎設施、能源項目,以及最大的氮排放部門農業。氮排放權瞬間變成稀缺的經濟貨幣,買不到排放權,就沒辦法進行任何建設。

更關鍵的是,判決之後政府自己的研究反過來支持了法院。2021年與2022年,荷蘭政府的氮沉降研究顯示:即便有了限制,在最關鍵的生態保護區,污染不僅沒有下降,有些地方還在增加。技術修補實際上趕不上污染增加的速度,也趕不上經濟擴張的速度。

二、農民的反撲:BBB崛起,與「代表農民的政黨掌管蓋房子的部門」

法院按下了暫停鍵,而且在判決之下,政府必須推動包括減少牲畜數量、收購鄰近保護區的農場,因為不把污染源移走,氮排放就會持續存在,這也引發了巨大的政治壓力。從2019年開始,農民頻繁集結抗議,經常用拖拉機把海牙周邊的高速公路完全圍堵起來。這樣的政治能量,催生了「農民公民運動黨」(BoerBurgerBeweging,簡稱BBB)3的迅速崛起。BBB在政治光譜上偏右甚至極右、立場排外,以捍衛農業利益為核心,認為不應該因為環保問題去縮減農業的用地與需求。它在2023年的選舉中大勝,一度成為上議院最大黨,並進入聯合政府、取得部長席位,而且拿到的是住房與空間規劃部。

我想點出這個安排的政治矛盾:代表農民利益的政黨,掌管了需要「氮排放空間」來蓋房子的部門。它一邊反對管制,一邊又掌握了空間管制、特別是氮排放空間管制的權力。BBB的競選口號是「更多自然、更少規則、更多住房」,反映該黨傾向放寬限制的立場。不過,BBB在2025年10月的大選中失利,如今已成為在野黨;但它留下的政策路線,仍在持續發揮影響,這一點稍後會再談到。

三、從Nota到NOVI再到新Nota:荷蘭規劃體系的擺盪

談完氮危機的政治面,我想轉向規劃體系自身:規劃工具如何面對這些危機?簡單來說,我們對荷蘭規劃的理解,很多還停留在1990年代前後或2000年以前那個由上而下、強制指導的體系;但2000年到2020年,荷蘭轉向願景導向、分權、較軟性的管制;而2024年之後,因為發現這樣行不通,又開始回過頭出現新的做法。規劃體系一直在強與弱之間徘徊,而現在的反思,正是從「太軟的規劃沒辦法處理各種危機」開始的。

這個過程分成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戰後大建設時代(The Era of the “Strict Architect”),從戰後一直延續到2000年前後。這個時期的核心工具是「空間規劃備忘錄」(Nota Ruimtelijke Ordening),堪稱荷蘭規劃體系的憲法。它延續了荷蘭規劃在戰前戰後的強勢,是一個由上而下、部門分工非常清楚的體系:海牙的中央政府看著地圖畫出具體的界線,精確決定住房、工業區、自然保護區的位置,地方政府的工作就是執行中央的指示。國家決定、省市執行,結果是非常高效,但也很僵化。

我們今天對荷蘭規劃的許多「刻板印象」,都是這個時代奠定的。像是位於環形城市群「蘭斯台德」(Randstad)中央的「綠心」(Groene Hart),嚴格控制的城市界線,以及著名的VINEX社區建設4。VINEX是國家強勢推動而快速建成的大規模新市鎮社區,核心目標是抑制都市無序蔓延:政府透過指定的開發地點,讓城市「被控制地」向外生長,緊貼現有城市邊緣發展。開發過程中,大眾運輸、道路系統、醫院、學校、社區中心都一併做進去。這些社區如今很受歡迎,尤其受有小孩的家庭青睞。海牙邊緣的Ypenburg是典型案例,體現了荷蘭中央集權規劃的巔峰之作。VINEX也與「Superdutch」5世代的荷蘭建築師密切相關,是他們回應城市居住問題的答案。

當然,批評也隨之而來:過於官僚、不民主,雖然效率極高,但因為是由中央統一規劃,往往忽視了地方的獨特性與認同感,導致許多社區看起來千篇一律。這個階段,國家扮演指揮官,工具是硬性分區,邏輯是「我們認為哪裡有需要,就在哪裡做」,關鍵字是受控制的「擴張」。

第二個時期,是2000年至2020年的願景導向與分權時代。Nota體制受到批評,加上全球新自由主義浪潮興起,「大政府」為人詬病,於是規劃退了一步:不搞那麼多管制了。而這其實也正是臺灣此刻的問題意識:《國土計畫法》到底管太多還是管不夠?不同的國家在不同的階段都在問同一個問題,而且常常是擺盪來擺盪去。這個時期的荷蘭談更多願景,代表作是「國家環境願景」(Nationale Omgevingsvisie ,NOVI);同時推動分權,中央政府退後一步,不再強制要求地方執行中央的願景,而是「中央提願景,但不劃線」,讓省、市政府自己解決問題,形成「國家促進、區域決定」的格局。與過去Nota的硬性分區不同,NOVI依賴的是「環境品質」(Omgevingskwaliteit)的概念來引導土地使用,而非劃定明確的使用界線。

NOVI提出了四大優先事項,其中包括農業轉型與永續經濟成長、強大而健康的城市與區域、鄉村地區的未來發展等;但這四大願景彼此之間某種程度上是互相打架的。NOVI的願景地圖展示了各種網絡和結構,相比過去詳細的分區圖,它更像一張概念性的結構圖:線條模糊且彼此重疊,反映了「整合」的特徵,卻缺乏明確的界線。

實務上,NOVI的問題很快浮現,而且跟前面談的氮危機、住房危機相關:地方政府沒有辦法做出艱難的決策。許多地方政府會說,住房問題是鄰近城市要解決的,跟我們沒關係;海上風機要設在哪裡、住宅要蓋在哪裡,就卡在無休止的討論會議之中。中央與地方之間缺乏協調、導致混亂,最後規劃變成一隻「有牙卻咬不下去的老虎」:有願景,但是沒有計畫。

第三個時期,是2024年之後、目前仍在進行中的新Nota (New Nota Ruimte)。起於疫情,加上各種危機的壓力,社會開始認知到:光談願景是不行的,必須要有強而有力的中央政府來領導。NOVI沒有辦法解決住房短缺,也沒辦法解決氣候風險與溫室氣體排放;當空間如此稀缺,軟性的願景行不通,中央政府必須重新掌握主導權,同時建立更多跨部會溝通。它像NOVI一樣關注整體願景,但又像過去的Nota一樣畫出硬性的界線。例如,未來將禁止在低窪地區新建住宅;或強制劃定特定區域進行農業轉型、降低農業用地的密度。

不同的是,這些界線不再像過去那樣由海牙的中央規劃單位任意劃定,而是更強調由物理系統來決定,特別是氣候和水。新的邏輯是「We build where the water allows」:只在自然條件允許的地方建設;關鍵字是「限制」,在氣候變遷的條件下,限制必須先存在、先把地圖搞清楚,大家才去想規劃該怎麼處理。目前新版備忘錄已完成第二版草案(2025年),但要到第四版才會是最終版本;加上內閣更迭,一切都還在轉型的過程中。

這三個時期,我做個扼要的對照。Nota時代:國家是指揮官,工具是硬性分區,邏輯是「哪裡有需要就在哪裡做」,關鍵字是受控的擴張。NOVI時代:國家是協調者或夥伴,工具是共識、願景與軟性敘事,邏輯是「只在大家同意的情況下蓋新房子」,關鍵字是去中心化,地方被賦予更大權力,但地方只關心自己、看不到大的視野。而新Nota要結合兩者:一方面談願景,一方面談實際的規劃工具,並且強調立基於自然條件的限制來構建整個空間結構。

四、規劃部門的解散與重建

規劃工具的擺盪,同時體現在主管部會的興衰重組上。Nota時代有一個超級部會VROM,統合住房、規劃與環境三大職能。我2008年第一次到荷蘭時,VROM的大樓就矗立在海牙、在各部會建築群中佔據最核心的位置,因為它與所有其他部門都有關係,權力非常大。

但2010年,呂特(Mark Rutte)的第一任內閣把VROM整個解散了。當時的判斷是:荷蘭的空間規劃已經大致完成,接下來可以交給地方做更細緻的決定、交給市場做更多的處理。於是住房業務與部分規劃職能移到內政部,都市規劃、空間規劃與環境事務移到基礎建設部,農業與農地相關業務則分散到經濟部與地方政府。結果是權力被碎片化,沒有人管大局,協調失靈:住房部想蓋房,基建部說沒有路,環保牌卡太多,經濟部門說「未來會減排就好」,正是前面氮危機故事的部會版本。不斷的協商跟開會,沒有人知道誰該做決定。

這裡我想補充一段插曲,當時主管住房事務的部長布洛克(Stef Blok)曾公開宣稱,荷蘭的住房問題「已經結案了」(The Dutch housing market is finished.),從今以後再也沒有住房問題,因為所有住房問題都可以由市場來解決。而現實是,從2010年前後一直到現在,荷蘭房價持續狂飆。荷蘭在阿姆斯特丹等城市雖有高度集中的社會住宅存量,但新建社會住宅需要花費更大的努力與成本。布洛克的說法,現在看來是歷史性的錯誤。

轉折發生在2022年、2023年。各方逐漸意識到:住房與規劃分散在不同部會、中央缺乏一個規劃的權力核心,就很難進行調控。荷蘭是聯合政府體制,沒有一個最大黨能掌握所有部會,一切必須協商;即便如此,到2024年正式重新建立了「住房與空間規劃部」(VRO),中央重新擁有可以做空間規劃、可以劃線的部會。值得注意的是它的組織型態:這個部會沒有一個集中的大辦公室,而是分散在各省設置工作據點,採取任務導向的小組與扁平的組織方式,針對具體議題與區域建立跨層級的協調平台。

五、從「綠心」到「藍綠心」、從「人定勝天」到「還地於河」

接下來,我想用兩組具體的空間故事來說明體制轉變的實質意涵。

第一組是綠心。綠心位於蘭斯台德環形城市–阿姆斯特丹、萊頓、海牙、鹿特丹、烏特勒支–中央,是荷蘭傳統圩田孕育出的農田、牧場與水域景觀,重要的自然保護區域,也是這幾個城市重要的都市邊緣綠色休憩空間。自1960年代起,規劃者認定綠心必須保存下來,只容許最低限度的開發:它是一個結構清晰的空間實體,政策上是神聖不可侵犯的緩衝區,用硬紅線防止城市蔓延。在Nota時代由上而下的規劃想像中,甚至有「不是城市蔓延進綠心,而是綠心蔓延進城市」的計畫,有些實現了,有些沒有。

但到了NOVI時代,中央放權給地方,各地方政府想吸引更多產業或人口,綠心的紅線因此被破壞。治理分裂之下,又沒有中央調控,整個景觀混亂發展、邊界模糊,綠心裡蓋出了住宅,原本的圩田被大量開發成住宅區,發展出變形的聚落形式。

而到了正在成形的第三階段,綠心的概念正被改寫為「藍綠心」,不只是一塊塊狀的綠地,而是結合水文的藍綠網絡,尺度也擴大了,把南邊的艾恩德霍芬與東邊的阿納姆都納入「一日生活圈」的城市系統來思考。更關鍵的是禁建理由的轉變:過去說「這是荷蘭傳統的圩田景觀,我們要保存它」,是為了田園牧歌式的美景;現在則是為了氣候生存,因為不安全而禁建。

第二組故事是水利與都市更新。過去的體系帶有技術決定論色彩:人定勝天,哪裡都能蓋。1953年,荷蘭南部澤蘭省發生大水患,罹難者近兩千人,之後荷蘭的規劃者與水利工程專家在海邊築起巨大的海堤,也就是著名的「三角洲工程」。但現在你不會再聽到任何一個荷蘭政府部門說要在哪裡再蓋大堤防或大壩了,目前你看到的這些工程都是「legacy」。

取而代之的是「還地於河」(Room for the River)6計畫:有計畫地撤退,該淹的地方就讓它淹。最著名的案例是東部奈梅亨的瓦爾河(Waal)工程:花了大約20年的時間協調與施工,在原河道北側開闢一條新河道,並把河畔小鎮的核心、連同教堂一起向後遷移。這不只是單純的水利工程,而是包含城市更新、把一部分土地還給河流的整合計畫。完工後,河道能容納更多的水,上游大水下來時可以減少水患;平時則是一處整理得非常舒適的水岸公共空間。我曾帶一位老師去看,對方也覺得很普通,但關鍵正在於此:那20年的協調過程在現場是看不見的,看得到的只是一片舒服的水岸。

六、政治的下一回合:「多加一條街」的誘惑,與D66的空間重組路線

回到一開頭彭揚凱拋出的問題:管太多,還是管不夠?對政治人物來講,答案往往是不要管太多。

像是荷蘭前任住房與空間規劃部長、BBB黨的莫娜.凱澤(Mona Keijzer),她的政治目標是每年新建10萬戶住房,而且不犧牲農業為前提。她的口號是「多加一條街」(een straatje erbij):在既有管制紅線的邊上多加一條街,每個村鎮的紅線邊緣都往外擴一條街的範圍,加總起來就能達成每年10萬戶。這與荷蘭引以為傲的緊湊城市、城市群的規劃理念背道而馳。目前凱澤雖已下台,但她的政策埋下許多風險,如今仍持續發揮影響。

2025年10月的荷蘭大選重新洗牌:D66成為最大黨,並在2026年初主導組成新的聯合政府。根據D66的政策白皮書,荷蘭將重新回到嚴格遵守空間管制與環境保護目標的路線。相較上任聯合政府主張氮排放減量目標推遲到2035年甚至更晚,D66白皮書明確堅持氮排放減半必須在2030年前完成。這也是D66與BBB最根本的衝突點,現在到荷蘭的農業大縣、或高速公路兩旁的農地,會看到農民寫的政治標語就是「D66滾蛋」之類。

具體的衝突內容有二。其一,位於Natura 2000保護區及其緩衝區內的農地,政府付一筆補償費,土地不能再作農業使用。其二,D66要動的是整個農業經濟的結構,他們認為荷蘭的國土條件作為全球名列前茅的農產品出口國是不可持續,主張整個農業從出口導向轉為循環農業,縮減畜養規模。這等於從農業、特別是畜牧業的蛋糕中拿走很大一塊。

同時,面對住房危機總得提出解方,D66主張在交通節點建設十座全新城市,包含高密度住宅、學校與就業機能。但要蓋整整十座新城,同樣需要龐大的資源與土地分配,意味著執政的D66必須從農業部門拿走土地份額;對D66來說,這是讓年輕人有房子住的居住正義。但荷蘭是內閣制、且沒有政黨過半,所有政策都是協商的結果;即便白紙黑字寫進白皮書,牽涉到分蛋糕的政策都會花非常多時間,現在沒有人說得準。

七、歐盟雙重轉型:綠色與數位的空間對撞

講完荷蘭,我想把視野拉高到歐盟。這個跳躍其實並不突兀:前面談的Natura 2000自然保護區框架、溫室氣體排放的硬性指標,都是歐盟層級的制度,直接穿透了荷蘭的國內政策。要理解荷蘭,就必須理解歐盟現在在做什麼。

我聚焦的是歐盟的「雙重轉型」(Dual Transition)。近年來,它是主導歐盟所有戰略、法規、資金分配的最高核心概念,連我參與的DUT研究計畫都在其框架之下。雙重轉型指的是兩個同步進行、無法輕易分割的歷史性轉變。我用「歷史性」這個詞,是因為這幾年歐盟受到非常大的挑戰,不管是來自中國的經濟面,或來自美國的地緣政治加上經濟,歐盟認為這兩個轉型必須綁在一起,缺一不可。

第一個是綠色轉型,以「歐洲綠色新政」(European Green Deal)為核心,目標是2050年讓歐盟成為全球第一個淨零排放的區域。內容包含能源轉型,從化石燃料轉向風能、太陽能、氫能、還有核能,以及循環經濟、電動車等,也包含《自然復育法》等對自然復育的法律框架,以及Natura 2000棲地保護的延伸。

第二個是數位轉型,要實現「數位十年」(Digital Decade),確保歐洲在未來的全球科技戰略中不被美國和中國邊緣化,達成「數位主權」。這包括發展AI、普及5G與6G網路、推動雲端基礎設施,還有與臺灣高度相關的《晶片法案》,要吸引台積電、Intel等到歐洲興建超大型晶圓廠。

請大家想一想,這兩者有無衝突?蓋晶圓廠需要大量的電,電從哪裡來?需要大量的土地,而這些土地又與生態修復計畫重疊。在政治口號上,雙重轉型聽起來完美互補、互利共振;但從國土與空間規劃的維度來看,各種衝突可以預見會在未來持續發生,而且事實上現在就已經出現,未來只會更加劇烈。因為綠色轉型需要廣大的土地去蓋風力發電機、太陽能板、超級電池工廠,還要騰出兩成的土地還給濕地和森林;同一時間,數位轉型要求在國土上塞進耗水、耗電的超大型晶圓廠和AI資料中心。所有目標都要在一個本來就有限的土地上實現。

這個矛盾也體現為歐盟層級法規之間的價值對撞。一邊是生態導向的《自然復育法》:以生態邊界與生物多樣性為核心,主張土地的去開發化、退耕還林與再野化,強調棲地與河域的廊道連通性和生態系統的完整性,並要求長期、高標準的環境影響評估、基礎調查與多方利害關係人參與。另一邊是出於地緣政治焦慮的工業戰略法規,如《淨零工業法》與相關的工業加速立法:在美中晶片與綠能補貼大戰之下,把土地視為戰略生產要素,甚至劃設「淨零加速區」,以國家安全與戰略自主之名賦予工業開發高度優先權;其核心是快速審查、快速發照、限縮訴訟期間,甚至在特定條件下賦予重點工業項目「重大公共利益」的地位,得以凌駕傳統環境法規。第三層張力則在治理層級:歐盟層級想兩者兼得,但執行下放到各會員國的中央或區域政府則發生衝突;地方一方面要符合整套既有的生態指標,一方面又要爭取在地經濟與投資,夾在中間,處境非常矛盾。

我舉三個正在發生的案例。第一是特斯拉柏林工廠,廠址原本是大片的原始松林和飲用水保護區,這一帶是古老的歐陸冰河地形,留下許多冰磧湖,正是居民汲取飲用水的水源。工廠的擴建面臨大規模反對,龐大的工業用水引起在地居民與環保團體強烈抗議。你有人會說特斯拉生產電動車是環保的、符合歐盟綠色轉型;但它大量的用地和用水,排擠了整個地區的資源配置。抗議者甚至進駐廠區附近的松木林紮營,掛出「歡迎來到超級工廠的烏托邦」標語要長期抗戰。目前看來,特斯拉柏林工廠的擴建案大概不會再繼續推進了。

第二是Intel在德國馬格德堡的晶圓廠計畫。原本計劃投資300億歐元建造巨型半導體工廠,與德國政府達成約100億歐元補貼的協議,在德國本土生產5奈米以下的晶片,預計創造3,000個就業機會。但馬格德堡是德國極為肥沃的黑土農業區,工廠一旦興建將導致大面積優質農地永久流失;晶圓廠帶來的龐大就業人口與水電需求,也會對當地的人口、住宅、交通與水文造成排擠。這個計畫最終觸礁,Intel已於2025年7月宣布取消設廠。

第三是法國東南部、號稱「法國矽谷」Crolles的半導體聚落擴廠案。擴建計畫面臨激烈的社會阻力,抗議的核心在於水資源分配。在極端氣候之下,旱季缺水的情況一年比一年嚴重,而巨型工廠獲得了地方政府的用水保證,周邊的農業與民生用水因此受到嚴格限制;等於是民生和農業必須承受缺水,來讓工廠維持運作。居民的抗議標語很簡單:「我要水,不要晶片」(Je veux de l’eau, pas des puces)。臺灣對這個場景應該再熟悉不過,之前竹科的用水、頭前溪的水源供給問題、工業用水與民生農業用水的競爭,甚至為了維持科技業供水而實施農業停灌,我們都發生過。

八、能源轉型的空間爭奪戰:莫爾代克遷村與電網重構

雙重轉型的空間代價,還有一個更貼身的荷蘭案例,鹿特丹周邊南部小鎮莫爾代克(Moerdijk)的遷村。

荷蘭至今有些地方會局部限電,原因不是發電量不足,而是輸配送出了問題;甚至有人說,是荷蘭的再生能源做得太成功,超前了電網的部署。過去的電網是中央集權式的大電網,由大型發電廠向外輸送;如今大量小型的太陽能、風能發電設施,甚至住家屋頂的光電板和儲能電池,都要把電送進電網。這些分散的小電源湧入原本端到端的系統,就像高速公路突然多出無數交流道:電進不來,或進來了不知道怎麼被重新輸送出去,造成回灌、增加電網負載,甚至導致系統跳脫。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荷蘭中央政府希望在2030年之前,在莫爾代克興建全國性輸電網絡的中心樞紐;也因此,整個莫爾代克面臨遷村。

我從三個維度拆解這個案例。第一是產業轉型對地方發展的空間排擠。傳統的能源設施往往是「隱形」的,例如地下的天然氣管線、或我們看得到卻不太感知的高壓電纜;但轉向再生能源之後,能源設施變得巨大且高度排他。港區為了脫碳與能源轉型,需要大規模建置風力發電、太陽能電廠,以及未來的氫能轉換與儲存設施;這些綠色基礎設施不僅需要擴張腹地,還會產生新的噪音、視覺壓迫與潛在安全風險。當空間需求不斷向外擴張,工業區和鄰近村落之間原本就脆弱的緩衝帶就消失了,這裡再也無法適宜人居,遷村成了目前為止唯一被提出的選項。

第二是電網本身需要重新規劃:從中央集權的系統走向分散、碎片化、小型化,而且無法再像以前那樣說開就開、說關就關,因為開關的控制權分散在各個小型電廠、甚至在民眾自家屋頂上。第三是廠區周邊的大型工廠要做脫碳與能源轉型,新的風機和能源設施需要土地容納,這些土地就要被徵購。

九、臺灣沒有落後:雙重轉型最前線的提問

講到這裡,我想拋出一個翻轉視角的觀察:歐洲正在經歷的,其實是臺灣十幾年前就痛過的。歐盟現在為了蓋超級晶圓廠、為了保護區與釋地吵得不可開交,不只地方跟地方吵、地方政府跟人民吵,中央政府也跟地方吵、跟歐盟吵。而臺灣早已發生過,竹科竹南基地與苗栗大埔、中科三期與四期、越域引水,這些都是高科技擴張與生態、農業生存空間的正面對撞。臺灣身處雙重轉型的最前線,並沒有落後;而且作為全球半導體製造的心臟,臺灣實質上承擔了全世界數位轉型的實體空間代價,我們老早以前就在經歷歐洲今天才正在發生的事情。

最後,我想用一連串問題作結束。我自己也沒有答案,想問大家的是:我們在過去這些空間衝突中學到了什麼?荷蘭氮危機的經驗告訴我們,面對極端衝突,體制必須具備動態調適與強勢協調的能力。當臺灣的《國土計畫法》即將上路(即便還要再等六年),我們的體制是否準備好去迎接下一個大埔、下一個科學園區的空間衝突?在「保護濕地」與「蓋晶圓廠」這些不同空間價值的衝突之間,我們如何在規劃體系裡取得調適?規劃的任務並不是避免衝突,而是當衝突發生之後,怎麼去因應它。我們的規劃體系、規劃者、政府,乃至大學研究者與公民,要怎麼看待自己在整件事情中的位置?在過程裡我們學到了什麼,又要怎麼讓這些經驗不只回饋給自己,甚至有一天,也可以提供給正在經歷這些事情的歐洲參考?

參、Q&A環節

Q1:請問歐盟劃定禁止開發區域,是根據什麼標準劃定?有沒有得商量?

我想先澄清一個常見誤解:Natura 2000並不是歐盟劃定的「禁止開發區」,而是一個「歐盟層級的自然保護區」認定。程序上是歐盟先劃定自然保護區,各國再訂定自己相應的法規,決定能否開發、如何開發。

歐盟的權力結構是這樣的:歐盟執委會有點像行政院,歐洲議會像立法院,議員由歐盟公民選出;執委會必須協調執行議會訂定的法規,但歐盟本身沒有辦法執行任何事情,所有執行都必須由會員國來做,最多只能在撥款時直接撥給地方政府。所以嚴格來說,歐盟「可以劃定,但沒辦法執行」禁止開發區。

荷蘭的做法則是「模範生」路線,只要歐盟有新的法規,荷蘭通常都在第一時間配合落實、全盤接受。就Natura 2000而言,荷蘭選擇直接宣告Natura 2000範圍就是禁限建區。你打開荷蘭的規劃圖台系統,就有一個名為Natura 2000的圖層,勾選之後看到的範圍就是禁限建區。至於有沒有得商量?有,Natura 2000會定期檢討,但依我的觀察,檢討的結果通常是越劃越多,不會越劃越少。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直接搜尋Natura 2000,官方網站上有完整的互動圖台可以查詢。

Q2:十年前(2016年)臺北市探討社子島時,荷蘭專家Jaap van der Salm來臺交流,所提的案例就是奈梅亨。可否分享十年後的今日,奈梅亨是什麼樣貌與居住品質?現在的荷蘭,對同樣的議題會有新的處理觀點與方式嗎?

我大約七、八年前去過奈梅亨,最近再去,其實沒有什麼變化。它不是什麼網紅景點,就是一處很正常的都市河岸;假日的時候很多人帶小孩去那邊休憩,如此而已。就如我前面說的,20年的協調過程在現場是看不見的,我們看到的是完工後的日常。

至於新的處理方式,我補充一個比較少人知道的案例:鹿特丹南方不遠處的比斯博斯(Biesbosch)。這裡位於馬斯河下游的氾濫平原,過去一千年來河道不斷改道,留下藻澤與新舊河道交錯的地景,也曾是荷蘭鹽業與造船業的據點。比斯博斯是「還地於河」計畫的重要節點之一,透過景觀手法做了非常多調整,設置大型滯洪空間:平常用來放牧養牛,大水來時則作為滯洪之用,水停在上面半年都不成問題,讓人的使用與河道達成比較自然的共生。我認為這是另一個雙贏的案例。

Q3:剛剛演講提到荷蘭2010年後房價飆漲,原因是什麼?

原因非常複雜,但可以簡單拆成幾條線。第一是供需失衡:荷蘭的管制紅線嚴格,就像臺灣講「農地農用」,都市土地就這麼多,少量開發可以,但不再開發大面積的新市鎮;而需求端,荷蘭是歐盟裡經濟相對較好的國家,吸引許多歐洲內部移民前來,加上留學與工作人口,需求遠大於供給。

第二是制度性地鼓勵買房。荷蘭的稅制中有惡名昭彰的「box 3」資產稅:只要你做資本投資,例如買美股,政府不管你實際上賺錢或賠錢,每年先推定你有約8%的報酬並據以課稅;連銀行存款超過約57,000歐元也要課。可是如果你買房,房貸利息可以退稅。制度就是把人推去買房,於是更多人由租轉買,推升房價。

第三是租賃管制的意外效果。荷蘭近年實施了俗稱《好房東法》的租賃管制7[7]:為每一種出租房型評分,分數對應可收取的租金上限,等於做非常細緻的租金管制,超收就開罰。結果是許多非專業的小房東,例如買了兩戶房當包租公的人,因為管理麻煩、動輒罰款、又要繳很重的稅,乾脆把房子賣掉。小戶出租房賣掉之後,想租的人租不到,就轉進買方市場去追逐那些房子,又把價格推得更高,這是政策始料未及的後果。此外,疫情期間歐洲央行把房貸利率降到1%出頭(現在已將近4%),當時房價一年上漲10%,也是關鍵的推力。

Q4:荷蘭的再生能源已相當去中心化。臺灣也面臨許多挑戰,從離岸風電到市區屋頂光電的法規要求,都有能源需求的迫切性。荷蘭在思考能源與國土利用、生態環境之間的關係時,是怎麼想的?看臺灣現在的情況,有什麼可以回顧或自我提醒的?

先聲明我不是太陽能專家,但我對臺灣屋頂光電可以提幾個思考面向。第一個是電網承受度:夏季用電高峰時,如果南部日照充足的某個下午,大量屋頂光電同時灌進電網,系統承受得了嗎?荷蘭就發生過這個問題,所以近年在推「社區小型電站」:你的電還是連上公共電網,但社區內先設小型電站,一、兩百戶發的電先在社區內消化,多的或不足的再與主電網交換,等於讓小型社區成為電網第一線的發電端。目前看起來有實際幫助,新建社區基本上都要自建小型電站。但治理疑問也隨之而來:誰來管理這個電網?誰來決定夏季發電過剩時哪些電先不要送進來?如果我們自己管理自己屋頂的太陽能板,我們管理得來嗎?

至於荷蘭自身的條件,我認為可供台灣參考之處其實有限:荷蘭密度相對低,而且北海有強勁穩定的風場,夏天有風、冬天風更大,能補上關鍵的能源缺口;在日照充足的時候,再生能源占用電比例已可達七成上下。但「密度低都已經有這種程度的問題」,台灣屋頂光電對既有電網的衝擊,更需要提前設想。

政策面上,荷蘭的做法是高強度的硬指標與價格工具並用。住宅有能源等級制度,等級低的房子未來出售時,買方能貸到的成數會比等級高的少,用金融手段逼你自己做保溫升級。稅制上,國家對用電退稅、對天然氣與汽油重稅:天然氣價格中約七成是稅,油價中超過六成是稅,目前汽油一公升約二點五歐元,將近九十到一百元新台幣,約是台灣的三倍。

用這種高強度的方式逼大家轉型,走得很快,但也產生新問題:「能源貧窮」。沒錢更新住宅隔熱、裝不起太陽能、住在低能源等級房子裡的人,反而承受更高的能源成本,等於被制度重複懲罰;而有錢人早已住進高能源等級的房子、開上電動車,還享受各種退稅。我提醒大家,這是台灣可以先預想的課題:我們會不會創造出新的「能源轉型貧窮」?很多人住在無力改造的老屋裡,如果又強制設置光電,後續的維護成本與房價效應,都會是新的負擔。這是荷蘭走在前面、可以跟全世界分享的經驗,不限於台灣。

Q5:荷蘭的空間衝突建立在農業部門產值極高、政治力量強大的基礎上;臺灣恰恰相反,農業部門的帳面產值很低,《國土計畫法》的爭議之一反而是農業地區不想被「劃成農地」。還有荷蘭經歷了中央集權、願景分權、再回調緊縮的擺盪;但臺灣並沒有「大政府」規劃,或者說以為自己是,實際效力卻不是。因此現在的爭議是:以前這樣做都可以,如今《國土計畫法》顯得更剛性,反對方會覺得管制變強了。想請教你的看法?

我對台灣現況已不如以往熟悉,難以直接回答,但我想用一個追問來回應:臺灣規劃部門劃下的紅線,對其他部門、特別是對開發部門來講,是紅線嗎?還是可以用某種程度、甚至很容易的方式就把紅線劃掉?譬如科學園區開發碰到規劃紅線、要取得的土地通常是農地或自然保護區時,容易不容易過關?

在荷蘭這幾乎是不可能的。即便是在願景時代,紅線就是紅線,幾乎動不了,除非你把整套紅線系統推翻掉。但在臺灣,感覺就不一樣,紅線平常可以很硬,可是遇到經建部門或大型開發案時,它就沒那麼硬,甚至會主動配合。這可能也是我們的規劃系統跟荷蘭最大的不一樣。

Q6:臺灣對過去政府規劃者的一種批評是:是「沒有願景、直接畫線」,規劃圖與土地使用都畫好了,卻講不出一個具說服的願景。現在有人主張臺灣的國土規劃應該先把願景講清楚,所以特別想請教,荷蘭在第二階段從願景落實到區域與地方政府時,如何操作?還有你剛剛提到執行有落差,能進一步說明嗎?

我從兩個層面回應。第一個層面是行政體制中「省」的角色。在中央與地方之間,荷蘭還有省的層級;在NOVI願景時代,省的角色變得很重要,因為它就是橋樑。荷蘭的市鎮不論大小,在體制上都是平行的單位,不像臺灣有直轄市、縣市的層級之分;所以當要處理「大阿姆斯特丹」的住宅與交通問題時,範圍要劃多大、要找哪些大大小小的市鎮和利害關係人進來談,當時靠的是省政府做大量中央與地方之間的協調工作,儘管省本身沒有太多權力。但省的角色在2000年到2020年間逐漸弱化,於是很多事情沒有人出面解決,這也間接讓NOVI更失去支撐。後來中央政府順勢把過去省的協調工作拿回中央,成立新的「住房與空間規劃部」。這與新部會的組織設計是一體的,但沒有一個集中的大辦公室,而是分散在各省設點,組織扁平、任務分組清楚,讓「從願景到執行」之間有溝通的橋樑與協同的層次,我認為這部分做得比過去都好。

第二個層面是願景本身。荷蘭現在的新願景叫做「美麗的荷蘭」(Mooi Nederland)8:從景觀看國土、從氣候變遷看國土、從生態看國土、從城市發展看國土、從居住看國土、從產業發展看國土,多個面向切入再匯聚成一個大願景,作為框架後再做更細的任務規劃,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各自該做什麼、哪一塊誰來做。現在的制度「又集權、又分散」:集權的部分是中央制定願景與硬性限制;分散的部分是把手腳伸到地方去,不再只坐在海牙。這與過去相比,是一個很不一樣的狀態。

肆、結語

于欣可博士:

回到開場的那個問題:《國土計畫法》到底是管太多,還是管不夠?

我認為,台灣常常是討論太多,卻沒有實際去看看、做做看之後會怎麼樣。很多東西是先做了,之後再來討論修正,而不是卡在那邊不知道該怎麼辦、只想著要學別人。何況台灣其實很難再「學別人」:在很多題目上,我們是走在前面的,能夠學習別人的地方很有限。

真正欠缺的,是經驗的總結。我一直在想:台灣過去是怎麼處理開發部門與規劃之間的關係的?規劃是不是一面對開發部門就軟掉?還是規劃部門也曾經衝撞過,最後敗下陣來?又是誰讓它敗下陣的?是開發部門找到關鍵人士拍板「規劃部門閉嘴」,事情就這樣結束,大埔或其他地方就這樣被開發出來了嗎?我們沒有太多想法,也不太做這類研究。可是歐洲現在正在發生的問題,如果台灣有做研究,台灣其實是可以回答的:碰到這麼多不同的衝突時,最後如何形成一套方法,操作、檢討、調適,再重新操作。

因為沒有累積經驗,我們也沒有度量的工具:跟別人比起來,我們到底是管多還是管少?跟我們自己的過去比起來,是管多還是管少?從外面看好像都沒有在管,對當事人來講卻覺得已經管很多了。沒有度量工具,我們就不知道該更緊一點還是更鬆一點,就一直卡在那裡。所以研究還是要做,而且很需要;政府部門自己也要跳下來當研究者,而不是只是發包,發包的結果往往只是變成一本報告書,何況政府手上有最第一手的資料。做一些小調整之後,我們就會有更清楚的方向,很多僵局也許慢慢可以解開。


註釋
  1. Natura 2000:歐盟依《鳥類指令》(1979)與《棲地指令》(1992)建立的跨國自然保護區網絡,涵蓋歐盟陸域面積約18%,為全球最大的協調性保護區系統。Natura 2000本身不全面禁止人為活動,而是要求會員國確保區內棲地與物種維持「良好保育狀態」,任何可能造成顯著影響的計畫均須通過適當評估;各國得自行決定更嚴格的管制方式。 ↩︎
  2. 荷蘭氮危機與PAS判決:2019年5月29日,荷蘭最高行政法院(國務院行政訴訟部)裁定「氮排放整合方案」(Programma Aanpak Stikstof, PAS)違反歐盟《棲地指令》。PAS允許政府以未來減排措施的預期效果為前提,先行核發鄰近Natura 2000保護區的開發許可;法院認定此種「預支未來」的做法不符合歐盟法對保護區的預防原則,導致全國大量建設許可被暫停或撤銷,史稱「氮危機」(stikstofcrisis)。 ↩︎
  3. 農民公民運動黨(BoerBurgerBeweging, BBB):2019年成立的荷蘭農民政黨,由卡洛琳.范德普拉斯(Caroline van der Plas)領導,以反對政府氮排放削減政策為號召,在2023年3月省議會選舉中大勝,成為上議院第一大黨;2024年加入聯合政府,由莫娜.凱澤(Mona Keijzer)出任住房與空間規劃部長。2025年10月國會大選中席次大幅萎縮,轉為在野黨。 ↩︎
  4. VINEX為1991年《空間規劃第四備忘錄補充》(Vierde Nota Ruimtelijke Ordening Extra)的縮寫,指1990年代中期至2000年代依該政策於城市邊緣集中開發的大規模新市鎮住宅區,全國共興建數十萬戶。 ↩︎
  5. Superdutch:1990年代末至2000年代初崛起的荷蘭建築師世代,代表人物包括雷姆.庫哈斯(Rem Koolhaas / OMA)、班.范.柏克爾(Ben van Berkel / UNStudio)、威尼.馬斯(Winy Maas / MVRDV)等。他們以大膽的概念性設計、對都市密度與基礎設施的高度關注著稱,VINEX新市鎮計畫提供了大量實驗場域,使這個世代得以在實際建成環境中落實其城市住居理念,也奠定了荷蘭建築在國際上的聲譽。
    ↩︎
  6. 還地於河(Ruimte voor de Rivier / Room for the River):荷蘭政府2007年至2015年間推動的國家級防洪計畫,在全國三十餘處以退堤、開闢分洪道、降低河灘地等手法擴大河川容洪空間,取代傳統加高堤防的工程思維。奈梅亨的瓦爾河分洪道(Spiegelwaal)於2016年完工,將堤防後退、開闢新河道並形成河中島,結合水岸公共空間與都市更新,為計畫中最具代表性的案例。 ↩︎
  7. 荷蘭於2023年7月施行《良好房東法》(Wet goed verhuurderschap)規範房東行為;2024年7月施行《可負擔租金法》(Wet betaalbare huur),將原僅適用於社會住宅部門的租金積分制(依房屋條件評分對應租金上限)擴大適用至中價位租賃住宅,超收租金可處罰鍰。市場普遍觀察到部分小型房東因此出售出租房產,租賃供給減少。講座中講者以俗稱「好房東法」概括此波管制。 ↩︎
  8. 美麗的荷蘭(Mooi Nederland):荷蘭政府2022年啟動的國家空間規劃行動計畫,以空間品質為核心,從景觀、氣候、生態、居住、產業等多重視角研擬國土願景與分區操作方案,作為新版空間備忘錄(Nota Ruimte)的前置工作之一。 ↩︎